这篇稿子，字数不多，大概20多万字，写了两年左右。
写这些的原因，是因为前年清明去袁督师坟上祭奠时，突然省起快到甲申年了，而三百年前的那个甲申年，有不少事可以、也应该写上一写。
写之初，脑子里对全篇的框架还比较清楚的，大约是想把崇祯十七年，也就是1644甲申年前后的一些关键的人和事说一下。但在下笔的时候，我没有按顺序写，只是按草拟的目录和大纲，以独立的人或事为单位一篇篇地写。
写到后来，却发现要把甲申之变说清楚，很难不牵涉到崇祯朝之前的种种事端，甚至连嘉靖、万历朝的一些人与事都要牵扯进来，于是写着写着摊子越来越大，篇幅也逐渐多起来，甚至到最后连体例也起了变化，以至前后所成诸篇的体例和风格都有些不一样。曾经有一段时间颇以为难，后来突然有一天想明白了，不用管那么多，只要把事儿写清楚，把我想说的话都说清楚了就是，体例和文风不一样就不一样了吧。于是，就这么拉拉杂杂地一路写了下来。
读史论史，肯定会涉及到自己的观念和态度问题，如果按刘知几的分法，这大约都应该划在“史识”之内。
中国史书，经常一个时期一个时期地为意识形态所左右，时或缺乏治史应有的客观态度，治史时往往观点先行，然后再去寻找合适的材料来证明自己观点。当然，这原本也没什么大错，人不可能没有观点，也不可能不受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思潮影响。但即便这样，在动手时也应先遵循不破不立的基本态度，在碰到与自己观点相悖又破之不去的问题时，更需要冷静客观地去看待，而不是采取诸如避而不谈、曲解史料，甚至篡改史料等等手法来维持、支持自己的观点，客气地说，这是一种不客观的“唯心”态度，不客气地说，这是学风问题。
明清易代，是中国史上一个相当重要的转折点，至于为什么重要、有什么后果等等，已经有很多大家论著，各种观点都有，我想就不需要再重复阐述了。又鉴于明清易代的论著众多，其中很多大问题、大关节处，也都有前辈学人们做了各种相当出色的考、论，因此我在看书时，更多地是在关注那个短暂而动荡剧烈的历史时期中的一些细小的人和事，尤其感兴趣的是在这种大动荡环境中，支持那些士人、朝臣们个人行为的基础，也就是支持他们行为的内在因素和思想。这可能比较接近历史心理学的范畴。
我一直相信一个人要做什么事，基本应该是在自身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指导下完成的，因为无论他做什么，他第一个要面对的人都将是他自己，他首先要为自己的行为给自己一个交代，说服自己这样做是合理的，哪怕是自欺欺人，也要编出个理由来让自己接受。而要提供一个合理的理由，就需要一个完整的、能自洽的体系，这个体系或简朴或复杂，但无论如何，这肯定是个能自洽的体系。
在这点上，最具矛盾又最有代表性之一的问题，便是历史上常见的改朝换代问题。中国历史上对这种在历史进程中的普遍现象的最著名的解释性理论，便是那个相当神奇的“天命说”。
在没有这个理论前，每当一个旧君、旧皇朝被推翻，一位新君建立了一个新皇朝君临天下时，那些旧君手下的大臣和子民们就将面临一个很尴尬的选择：想要尽忠保全名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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