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起公案，顾诚先生认为纯属一群风流公子哥之间争风吃醋所致：
阮大铖政治上失意，借寓南京编演新戏，交结朋友，声歌自娱，这在当时的留都也是极平常的事。不料，顾杲、吴应箕、陈贞慧这批公子哥儿看得老大不顺眼，心想秦淮歌妓、莺歌燕舞乃我辈专利，阮胡子来凑什么热闹。崇祯十一年（1638）八月，他们写了一篇《留都防乱公揭》广泛征集签名，对阮大铖鸣鼓而攻之，文中充满了危言耸听的不实之词。阮大铖挂名“钦定逆案”，有口难辩，一败涂地；陈贞慧等人自以为痛打落水狗，功德无量（24）。
这一事件的起因，此案主事人之一的陈贞慧，在其《书事七则》中有一章《防乱公揭本末》记叙颇周，其曰：
崇祯十一年戊寅，吴次尾（吴应箕）有《留都防乱》一揭，公讨阮大铖。大铖以党崔、魏案论城旦，罪暴于天下。其时气魄尚能奔走四方士，南中当事多与游，实上下其手，阴持其恫喝焉。次尾愤其附逆也，而呜驺坐舆，偃蹇如故；士大夫繾绻，争寄腹心，良心道丧。一日言于顾子方（顾杲），子方曰：“杲也不惜斧锧，为南都除此大憝。”两人先后过余，言所以。余曰：“铖罪无籍，士大夫与交通者，虽未尽不肖，特未有逆案二字提醒之，使一点破，如赘瘫粪溷，争思决之为快，未必于人心无补。”次尾灯下随削一稿，子方毅然首倡。
以此观之，则顾老之言诚为是。
阮大铖“借寓南京编演新戏，交结朋友，声歌自娱”，交往者虽不乏当朝名士，然亦全凭一己才气之佳，方入张岱、文震亨等人之法眼，包括史可法、范景文等人，也均是以诗会友之来往。即便在其所创作的戏曲之中，也毫无陈贞慧、吴应箕等人所说的“恫喝”嚣张之意，反是借此连连讨饶不已，陈寅恪谓其“至所著诸剧本中，《燕子笺》、《春灯谜》二曲，尤推佳作。其痛陈错认之意，情辞可悯”，此诚为实情，于此可见其人并无跋扈之迹。
其实陈贞慧说得很清楚，四公子和吴应箕等人看不惯的，不是其他什么，乃是因阮大胡子区区一个带罪被废了多年的安徽乡下佬，跑到南京不老老实实安分守己地在家呆着，却四处交游，其所作词曲畅行于各种通宵达旦之歌茵舞席上，还竟然非此不欢；而“流传演唱，与东嘉、中朗、汉卿、白、马并行”，又得“识者推重，谓……实得词家正宗嫡派”，阮家戏班更是冠绝当时，号称金陵第一；兼且其门庭若市，“南中当事多与游，……呜驺坐舆，偃蹇如故；士大夫繾绻，争寄腹心”，风头之健一时无双。
这叫他们这些常年混迹于秦淮河上的大才子们颜面何存，又怎么咽得下这口气？
所以他们不爽了。
说白了，便是因阮大铖才气太高、人气太旺、风头太健之故。
在陈贞慧等人发动之前，风声已经漏出去了。因为他们是搞的大串联，人多口杂，走漏风声是难免的。
阮大铖是个聪明人，当然知道强龙不压地头蛇的道理，况且他也不是什么强龙，只不过是条搁浅的小水蛇；而要对付他的这群人也不是蛇，乃是人中龙凤贵公子，其中没几个是他能惹得起的。
所以他先去求侯方域，也就是《桃花扇》里的主角侯朝宗，因为他和侯方域的父亲侯恂有旧，侯方域算是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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